普洛斯中国区常务副董事长诸葛文静：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中新网11月21日电题：普洛斯中国区常务副董事长诸葛文静：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中新财经记者 李金磊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绿色低碳模式，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普洛斯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普洛斯中国区常务副董事长诸葛文静在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说。
诸葛文静表示，中国是普洛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普洛斯携手客户、合作伙伴和投资人在中国各个市场积极发展业务，同时也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尤其是国际化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二十大报告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加充满信心。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普洛斯在中国的资产管理规模达720亿美元，中国市场对于普洛斯来说意味着什么？深耕中国市场取得哪些成绩？
诸葛文静：普洛斯专注于供应链、大数据及新能源领域新型基础设施的产业服务与投资管理，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是普洛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一直以来，普洛斯引全球资源投资中国，全力以赴支持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
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取得高速发展，并且提质增效，其中释放出巨大的动力和潜能。因此，我们在专注的三大业务领域也都取得了积极的发展并获得行业认可的领先地位。
普洛斯在中国境内外募集并运行多支专门投资于中国的私募基金。此外，普洛斯REIT是中国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之一，我们十分荣幸能参与此项重大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创新。
普洛斯还不断升级科技及服务能力，打造高质量的产业服务生态体系，引领智慧化前沿，不断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升资产价值，与客户、合作伙伴、投资人一起创造“更高效的社会、更美好的生活”。
中新财经：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变，您有何感受？是否会继续保持对中国市场高效高速的投资？
诸葛文静：普洛斯携手客户、合作伙伴和投资人在中国各个市场积极发展业务，同时也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尤其是国际化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二十大报告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加充满信心，也为普洛斯继续通过投资管理和产业服务支持和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报告强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绿色低碳发展”等原则和承诺，在此基础上，报告绘制了中国经济新发展的蓝图，让我们深受鼓舞。
普洛斯期待以全球化的投资开发能力和产业服务专长，为客户、合作伙伴和投资人创造更大价值，共同为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新财经：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普洛斯多年以来专注和擅长物流和供应链领域，将如何进一步在这一领域发力？
诸葛文静：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智慧、绿色、高效成为现代供应链及其产业服务的新标准。普洛斯不止于基础设施，而是以全球基础设施网络为载体，提供涵盖供应链、产业金融、科技服务的供应链产业服务体系，让供应链更稳定，让产业提质增效。
在这一领域，普洛斯不断努力和精进的方向可以举例如下：
智慧零碳的资产管理运营，推进产业链绿色进程：普洛斯提供包含智慧园区、智慧仓储、碳排放管理等在内的资产管理运营服务，不仅我们自己管理的园区获得了LEED铂金级绿色运营认证，我们还面向其他业主输出，共同把智慧化、零碳化推进到产业链上下游。
“资产即服务”创新模式推进产业链自动化、新能源化：通过“仓储+RaaS”一体化解决方案，帮助企业一站式部署灵活的自动化仓储运营，实现降本增效；通过绿色能源资产服务化，帮助物流、运输等行业企业大规模应用新能源。
产融科技链接产业端与金融机构，普惠中小企业：以数字供应链金融科技解决方案，让物流和供应链领域中小企业也能以相对较低成本获得运营资金融资，助力稳链强链。
中新财经：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比较优势迎来变化，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未来普洛斯在华有什么发展规划？投资重点有哪些？
诸葛文静：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绿色低碳模式，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普洛斯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未来也将围绕我们专注的三大业务领域继续推进业务。
首先，物流及产业园区等供应链基础设施的高效投资开发与智慧零碳运营管理，是提升现代流通体系的基础，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同时，为实现“双碳”目标，普洛斯不仅要实现自身运营零碳化，也将继续把科技运营、智慧零碳的管理运营服务体系和能力向行业输出，促进整个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同样，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大数据基础设施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建设低碳绿色、高质量算力基础设施是未来发展方向。普洛斯将继续深耕大数据新基建，聚焦数据中心低碳节能的创新技术，助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合。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在新能源领域，普洛斯将继续发展新能源基础设施，同时开放供应链与大数据基础设施应用场景，让新能源与科技紧密结合，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彩云网地图 |
